3A债风险频出信用评级年推高根源何在

“透析”信用评级

本报记者/李慧敏/北京报道

从无到有,中国信用评级行业艰难跋涉走过32年之后,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摆在面前。近年来这个行业迎来了铺天盖地的质疑,一方面认为其公信力褪色,另一方面诟病行业痼疾更深。AAA债券风险频出,是否意味着“信仰”的坍塌?付费模式之争到底有无实际意义?评级年年推高根源何在?监管被行业“绑架”,又该如何脱身?评级公司的发展真的不再依靠“技术”转而靠“营销术”了吗?在追求规模的大背景下,“劣币驱赶良币”是否已积重难返?信评行业的未来何去何从?围绕诸多未解之谜,公众有太多的问题需要答案。

3A债风险频出 信用评级公信力亟待提升

4月份,债券市场最为轰动的新闻,当属4月15日“13海航债”仓促展期事件。闹剧过后,公众蓦然发现,虽然海航集团深陷流动性危机已两年有余,但其主体信用评级和本期债项评级依然是“坚挺”的AAA。为海航集团服务的评级机构是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新世纪”)。

由于“海航债延期事件”以及随后的“金地集团调低利率风波”太过喧嚣,导致中融新大的债券违约并没有引起过多关注。

4月20日,评级为AAA的中融新大“18中融新大MTN002”债券违约。而中融新大的另外两只债券最早在2018年7月出现“闪崩”,这也是中国债券市场有史以来第一次两个AAA评级的债券“闪崩”。

“闪崩”在2020年再次出现。4月8日,紫光集团AAA债券“19紫光01”“闪崩”,跌幅超过22%,最终被上交所暂停交易。据报道,其暴跌源于市场对于紫光集团的流动性和资金链担忧引发的连锁反应。

而在2019年,评级为AAA的也有三只债券违约,2019年4月8日的中民投、9月30日的青海盐湖和12月2日的北大方正。再往前追溯,华信集团AAA级债券的“17沪华信SCP002”于2018年5月21日违约。

在评级级别体系当中,AAA系主体信用的最高级别,其背后的寓意是:发行人偿还债务的能力极强,基本不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违约风险极低。对单只债券本身,它表示:债券的偿付安全性极强,基本不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违约风险极低。

那么,问题来了,AAA评级是不是就意味着“不坏金身”?或者说,AAA评级债券违约是否就格外不能容忍?

专业人士表示,AAA评级并非不能违约,只是面对经济环境变化、外部不利条件的冲击表现出来的弱不禁风,会令市场对AAA的抗风险能力产生疑问,进一步说,可能意味着AAA公信力的褪色,甚至引发对“AAA信仰”的坍塌。

我国上市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债券评级最低是什么等级_债券主体评级_什么是债券信用评级

接踵而至的问题是,是什么导致AAA评级的公信力褪色?要回答这个问题,须重新审视掌握评级标准的行业——信用评级行业。

行业倾颓

中国信评行业从无到有,至今,已整整走过32个年头。

1987年3月,国务院发布《企业债券管理暂行条例》,开始对债券市场进行统一管理,这是各地组建信用评级机构的发端。但彼时,中国并没有真正独立的评级公司,而是依赖于央行体系里与信用相关的咨询委员会等。

1988年3月,首家独立于银行系统的社会专业信用评级机构——上海远东资信评估公司(以下简称“远东资信”)成立。

1989年出台的《企业短期融资债券管理办法》放进了评级机制的制度安排。1992年,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证券市场宏观管理的通知》,要求信用评级应该作为债券发行审批的必要程序。

在此背景下,中国市场化的、独立于政府体系的评级公司,慢慢开始形成。

1992年上海新世纪、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诚信国际”)先后成立,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后更名简称为“中证鹏元”)1993年成立,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公国际”)成立于1994年。

至今,评级市场同时持有银行间市场和证券市场牌照的评级公司共6家。 除上述4家之外,还包括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金诚”)和远东资信。另外,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资信”)持有银行间市场牌照,而其子公司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信用”)则持有证券市场牌照。

而回顾中国评级公司的发展历程,可谓异常“艰辛”。

“当时债券市场规模非常小,因此对评级的需求几乎为零。整个债券市场,只有发改委管的企业债和证监会监管的可转债能做一些评级,同时发行上述债券大都是央企或者有银行做担保,基本都是AAA,评不评级也没有太多实际意义。”一家评级公司成立时的创始人之一(以下简称“行业元老”)介绍,评级机构一年的收入大约只有几十万元,为了活下来,不得不做些其他业务,如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产评估业务等等。

“到了1997年,央行通过制度安排给了评级行业一块业务——借款企业资信评估业务,即对要求年末贷款余额在一定规模以上的企业必须有外部资信评级才能通过贷款卡年审。业务收费很低,初评3万元元,复评2.1万元,并且为了鼓励银行积极合作,还要给银行一部分初审费。”行业元老表示,扣除税金之后,评级机构评一家企业实际收入仅万元左右,但是规模不小,一年可做到几百家或上千家。

央行这一制度安排,对于中国信评行业来说至关重要。

“正因为有了这块业务,我国信评行业能存活下来,留下了一支队伍,同时,积累了一定的技术和经验,为2005年以后债券市场爆炸式发展提供了技术保障。”行业元老表示。

实践表明,2005年之后的10年,应该是中国评级行业的黄金时间,队伍扩大,业务扩大,行业的影响力也大了。2015年、2016年是行业的高峰期,整个行业一年营收接近20亿元。

然而,业内一个比较悲观的共识是,存在30多年的信评行业,目前已呈衰颓之势。

“行业衰落最主要的表现为,市场充斥高评级。”一位从事信评行业十多年的资深人士(以下简称“资深人士”)如是表示,整个市场信用风险的区分度,已很难通过评级体现出来,这是一个大问题。

据介绍,信评行业的级别评定理论上分为AAA、AA、A;BBB、BB、B;CCC、CC、C三个大类,每一个信用等级可用“+”“-”符号进行微调,表示略高或略低于本等级,以加强区分度。

Wind数据显示,截止到2020年4月28日,中国债券市场发债公司主体评级目录当中,AAA级1104家、AA+1340家、AA2654家、AA-666家。AA以上评级占比为88.45%。

“理论上AA-不应该算AA评级以上,AA-的评级不能单独发债,须有AAA评级主体做担保。”一位头部券商债券市场研究人士(以下简称“券商人士”)如是说。

什么是债券信用评级_债券主体评级_我国上市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债券评级最低是什么等级

与此同时出现的一个悖论是,在如此高评级的市场当中,最近几年违约频发,其中不乏AAA评级的债券,除了刚兑被打破、经济周期的影响、企业自身经营的问题,对评级公信力的质疑,尘嚣日上。

而“大公事件”所暴露出来的评级机构开展多元化业务,独立性的定位开始摇摆,引致市场对于评级的不信任达到高点。多位专业人士认为,“大公事件”也可称为行业坠落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2018年8月17日,大公国际被北京证监局、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责令限期整改,债务融资工具市场相关业务和证券评级业务被双双暂停一年。大公国际的问题包括在为相关发行人开展评级服务的同时,直接为发行人提供咨询服务,收取高额费用等。

模式之争

“实际上,评级行业的本质就是信息资讯行业,与股评没啥区别。但是为什么会具有普遍认可的权威性?”资深人士认为,这有赖于国际信评行业经过上百年发展所累积起来的声誉在支撑,而非中国业界广为争议的付费模式。

国际三大评级巨头之标普、穆迪等最初仅以资讯的角度,对铁路债券及其他公司债券做了一些信用信息的归类统计和分析资讯,供市场投资者参考,投资人付费购买资讯的模式,就形成了行业生存的基础。经过美国经济大萧条、金融危机后,信用评级的风险揭示作用被市场认可。

20世纪70年代,美国证监会在全国认定了9家评级机构,确立了法定的地位,即证监会认可其发布的东西具有一定权威性。

随着行业地位的确立,发行人为了发债,获得更多投资者购买,主动委托评级不断增多。评级机构注意到,在获取私有信息方面,如果是发行人付费,发行人配合度更高,信息取得更为便利。而且对投资者使用效率而言,不需要重复委托,效率大大提高。

加之,复印机、传真机等通讯技术的发展,信息传播不再完全依赖于出版物,如果仍保持投资者购买咨讯的收入模式,行业收入就无法保证。

这些因素,由此带来了信评行业的付费方式转变,演变成了发行人付费。但拿了发行人的钱为投资人干活,这似乎是一个悖论。

如今国内评级机构一个广为诟病的问题就是,发行人付费的机制到底会不会影响评级机构的独立性?国际著名评级机构的实践表明,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付费机制”而是“声誉机制”。

“评级机构是靠声誉活下去的,投资人不信任也不买你所评级的债券,你的市场就丧失了。

声誉机制促成了全球三大评级机构形成的格局,让全世界的投资人接受债券发行应该有第三方独立机构进行风险评价的理念。”资深人士介绍,声誉机制解决信息不对称、风险揭示和市场公信力形成三个问题。

“这就是评级机构应有的发展路径,与付费模式其实并非特别相关。因为不管你是投资人付费、发行人付费,最终都会融到整个融资成本里面。”资深人士表示,声誉机制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发行人付费机制也不会构成评级机构牺牲声誉的主要动机。

而标普、穆迪和惠誉之所以能够得到世界范围的广泛认可,原因在于上世纪70年代,“三大”评过的债券,其违约率远远低于其他机构。

“评级机构最终给出的是级别结果、分析的思路和建议。仅提供决策参考,它是不承担法律责任的,哪怕分析有错误。”资深人士介绍,所以从世界范围来看,评级机构闯了祸,真正的处罚还不多。

监管压力

《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到,此前申请资信评级的牌照,硬性条件主要有几个,其一,申请机构须有法人资格,实收资本与净资产不少于2000万元;其二,申请机构须有一定数量的高级管理人员、3年以上评级业务经验的从业人员等等。

由于对评级机构准入没有科学的认定机制也没有声誉机制做基础,监管亦由此陷入纠结和痛苦。而2020年3月1日新《证券法》实施后,监管的痛苦可能将进一步加深。

新《证券法》规定,包括资信评级机构在内的中介服务机构,从事相关业务,应当报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备案”。而《证券法》修订以前,从事证券市场服务的中介机构需由主管部门“批准”。

“准入资格由‘审批’改为事后‘备案’,监管说‘不’的权力被取消,意味着可能有更多机构冲进市场,也可能导致目前的非良性竞争加剧。可参照的是已经出现了‘仅有几名注册会计师的事务所审计上市公司年报’的现象。这无疑给对评级机构的监管提出了新的课题。”券商人士表示,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信用评级行业的主管部门,相信在相关规则完善方面会有考虑。

当然,所有进入评级行业的中资机构,都曾有过“做中国标普”的雄心,然而,进入之后其行为往往就会扭曲。有业内人士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或源于监管的结果导向所致。

“目前,根据监管规定,发债或投资的标的,原则上需达到AA评级以上。也就是说AA以上的级别才能发债。”券商人士表示,监管的出发点肯定是好的,目的是将风险挡在门外,认为评级AA以下的存有风险,因此不放其进来。

“结果导向之下,级别成了发债的通行证和定价依据,成了增加和减少成本的标杆。首先决定了发与不发的问题,这是生命线;然后决定了贵和便宜的问题。如此,大家目的性就很明确,A+的或者BB的就一步步向上推高评级。”券商人士表示。

如此一来,监管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只能把门槛抬高,结果没想到评级机构同样水涨船高。”券商人士表示。

与此同时,有人认为,处罚机制跟不上,也是导致评级机构乱象的原因之一。

“监管确实太爱护这个行业,除了大公国际,现在真正处罚的很少,其他的发现问题也就是警告一下。其实违规的轻重都不一样的。有的工作档案、底稿都没有,这样的机构应该活下来吗?如果一查出来问题就停牌照,那么所起到的震慑作用自然与仅仅是警告不可同日而语。”资深人士表示,综合来看,由于缺乏历史的经验,监管在准入认定、结果使用以及监管处罚三个层面上,管控效果谈不上良好。这导致评级行业慢慢走向另一个极端,应对监管游刃有余,没有任何压力。

上述观点在业界支持者众多,业界观点认为,在债券发行过程中,评级机构应该承担最大的中介责任。

“债券违约第一应该问责的就是评级公司。”一家证券公司高管表示,评级机构的可靠与可信才是市场的基石。从发债的角度,评级基本上决定了标准化产品的发行难度和定价。因此评级公司才是与发债相关的中介机构里面最核心的一个环节。

“一笔违约,如果要处罚证券公司,就要同步处罚评级公司,而且处罚力度不能低于券商,这才是公平的。”上述高管如是表示。

不过,也有人对上述观点严重不认同。“评级公司其实承担不了‘基石’那么重大的责任,责任、处罚也要与收入相匹配。评级公司收费每单25万元,十几年没变,不仅跟国际‘三大’没法比,跟其他中介机构也没有可比性。收费标准这么低,却要求承担的社会责任那么大,这显然不合理。”一位评级资深从业人员如是说。

举报/反馈

原创文章,作者:OK财经,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myokie-paris.com/news/20210421/2488.html

联系我们

400-800-8888

在线咨询:点击这里给我发消息

邮件:admin@example.com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9:30-18:30,节假日休息